1936年，王亚樵被戴笠诱杀后，其家人即刻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，首当其冲的便是他的妻儿。王亚樵一死，戴笠便下达“斩草除根”的命令，军统特务迅速对其家人展开搜捕，平静生活瞬间被撕碎。
1936年10月20日夜晚，广西梧州。
在一处普通的民宅前，王亚樵推开了门。
他没有想到，这扇门通向的是一次精心策划的刺杀陷阱。
门后的女人是余婉君，他得力部下余立奎的妻子。
迎接他的不是故人之情，而是一把迎面撒来的石灰粉，以及埋伏在暗处的十几支枪口。
这次行动的主谋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戴笠，而将王亚樵引入死地的诱饵，正是这个走投无路、被迫合作的女人。
王亚樵的名字，在当时的中国与“暗杀大王”的称号紧密相连。
他出生于1889年，是安徽合肥一个普通佃农家庭的孩子。
早年他曾考中秀才，显示出读书的天分。
然而，随着1905年清朝废除科举制度，这条传统的仕途之路戛然而止。
人生的转折迫使他寻找新的出路。
青年时期的王亚樵受到革命思潮影响，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，他曾在家乡组织民众响应。
但行动遭到镇压，他被迫离开安徽，流落至上海。
在上海的底层生活中，他做过苦力，体会过无权无势的艰辛。
这段经历深刻地影响了他，使他坚信在这个混乱的时代，必须拥有自己的力量。
1920年代初期，王亚樵在上海组织“安徽劳工同乡会”，为了保护同乡劳工的利益，他购置了大量斧头作为武器，逐渐形成了颇具声势的“斧头帮”。
这支以斧头为标志的队伍，以悍不畏死、出手狠辣而闻名上海滩，连黄金荣、杜月笙等青帮大亨也对其忌惮三分。
随着势力膨胀，王亚樵开始涉足更复杂的政治暗杀活动。
1923年，他受雇刺杀了镇压工人运动的淞沪警察厅长徐国梁，此案使他名声大噪。
在此后的岁月里，他的暗杀名单上增加了许多显赫的名字。
1931年，他策划了对蒋介石的庐山刺蒋案，子弹擦着蒋介石的头皮飞过，令蒋介石头皮发麻。
同年，一次针对宋子文的刺杀行动出现误判，误杀了宋的秘书。
1932年，他策划了虹口公园爆炸案，在日本军政要人聚集的庆典上引爆炸弹，当场炸死日本陆军大将白川义则，炸伤驻华公使重光葵。
这一系列刺杀，使王亚樵成为国民政府当局，尤其是蒋介石的眼中钉。
真正导致杀身之祸的导火索，是1935年11月1日发生在南京的刺汪案。
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期间，王亚樵的部下孙凤鸣以记者身份混入会场，原计划刺杀蒋介石，但因蒋未露面，转而向汪精卫连开三枪。
汪精卫重伤，子弹留在脊椎，最终导致其数年后死亡。
孙凤鸣当场被击毙。
此案震动全国。
盛怒之下，蒋介石严令戴笠彻查。
军统的调查很快指向了王亚樵。
刺汪案后，王亚樵先避往香港。
戴笠曾亲赴香港抓捕，却因手续问题被香港警方拘留。
此事反而让王亚樵深感危机迫近。
1936年初，在友人李济深的安排下，王亚樵带着部分亲信和家眷，秘密转移至广西梧州，寻求地方势力的庇护。
他一度认为这里能暂时避开军统的锋芒。
然而，戴笠并没有放弃。
他深知王亚樵机警过人，硬攻不易，于是制定了迂回的诱杀计划。
这个计划的关键，落在了王亚樵部下余立奎的妻子余婉君身上。
余立奎因参与刺汪案的联络工作已被捕，关押在南京监狱。
他经受住了严刑拷打，没有供出王亚樵的藏身之处。
戴笠于是转换目标，找到了在香港带着孩子、生活困顿的余婉君。
军统特务向她许诺：只要配合诱出王亚樵，就释放她的丈夫余立奎，并给予十万银元的重赏，安排他们全家远走海外。
对于一个孤立无援、担忧丈夫性命、又急于摆脱贫困的女人而言，这是一个难以抗拒的提议。
在巨大的压力和诱惑下，余婉君最终屈服了。
1936年秋，余婉君从香港来到梧州，找到了王亚樵。
她哭诉在香港无法生活，恳求“九哥”收留她。
王亚樵对余立奎因自己之事被捕本就心怀愧疚，未多加怀疑便应允下来。
他并不知道，余婉君的到来，是军统布下的局。
10月20日，余婉君以有急事相商为由，邀请王亚樵到她住处。
尽管有身边人提醒，但王亚樵基于对余立奎的信任和对余婉君处境的同情，并未听从劝告。
当晚，他只身前往。
当他踏入房门，悲剧的帷幕瞬间拉开。
石灰粉迷瞎了他的眼睛，埋伏的特务们一拥而上，近距离疯狂射击。
王亚樵虽身手不凡，但在目不能视、猝不及防的情况下，身中数枪，当场毙命。
为了确认身份以便向蒋介石复命，特务们残忍地剥下了他的脸皮。
而诱杀计划的执行者余婉君，其命运同样悲惨。
她天真地以为完成任务后，军统会兑现承诺。
然而，在事件发生后，特务们为了防止秘密泄露，轻而易举地将她也灭口了。
她所期盼的丈夫出狱、家庭团聚、财富与安宁，全都化为泡影。
她成了这场阴谋中另一个可悲的牺牲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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